详细介绍

唐鸿胪井刻石原位于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黄金山北麓旅顺港边。唐开元二年（714年）鸿胪卿崔忻奉敕赴靺鞨册封其首领大祚荣，归程途经旅顺，刻石凿井以为记验，此刻石亦因其所任官职而得名。时至今日，唐鸿胪井刻石已有1300余年历史。

唐鸿胪井刻石是唐对渤海第一次册封的实物见证，也是唐对渤海数次册封唯一现存的实物见证，在研究大唐帝国与当时东北亚地区的民族关系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唐鸿胪井刻石上的唐、明、清时期的题名，见证了旅顺口从朝贡道到海防重镇再到天然良港的主要职能的转变。

本展览通过丰富而翔实的文字及图片资料，向观众讲述了这一见证了中国从盛世大唐至衰败晚清，并最终因其“有益于史”而被作为战利品掠至日本的巨石的沧桑经历。201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希望观众能够通过我们对唐鸿胪井刻石的解读，了解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铭记那些记录了我们曾经的奋斗和苦难的历史片段，感悟今天，珍视未来。

第一单元 刻石黄金山

旅顺黄金山，位于旅顺港口东侧，与港口西侧的老虎尾遥相呼应，扼守旅顺港出海口。唐鸿胪井刻石便位于黄金山北麓旅顺港边，这块正面横宽300厘米，厚200厘米的天然石为褐红色珪岩，与旅顺一带的地质相一致，可见是就地取材。

唐鸿胪井刻石上有明确纪年的题名有五处，分别是：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鸿胪卿崔忻的题名、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年）山东布政司参议查应兆题名、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年）奉天将军额洛图题名、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盛京将军耆英题名，以及清光绪乙未年（1895年）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守备将刘含芳题名。

日俄战争后，鸿胪井刻石被日本海军士兵发现。1905年7月14日，内藤湖南在黄金山实地调查了鸿胪井刻石，归国后向日本海军当局做了长篇“报告”，确认“此碑文于史有益”。1908年，鸿胪井刻石连同碑亭一起被日本海军当做“日俄战争纪念品”劫掠至日本。1911年11月，日本海军司令富冈定恭中将在黄金山唐鸿胪井刻石的遗址上修建了“鸿胪井之遗迹”碑。
早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日清战争）期间，日本宫中顾问兼帝国博物馆（今东京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便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宣称“搜集大陆邻邦的遗存品乃属学术上最大之要务”，“战时搜集毫不悖国际公法之通义”，将日本对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及其文化遗存的垂涎和强烈的“收藏”欲望毫不掩饰的公诸于众，这一文化掠夺行为并不亚于对战略资源的掠夺与占有，而至今仍流失日本的唐鸿胪井石刻便是日本这一掠夺行为的明证，这一罪证如今仍堂而皇之地摆放于日本皇宫之内。
国内对鸿胪井刻石的研究早在明清时期便已开始。《辽东志》、《奉天通志》等地方志文献中，均对这块刻石进行了考述。晚清至民国时期，我国学者金毓黻、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人也对该碑文进行了研究和考证。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唐鸿胪井碑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近年来，对唐鸿胪井刻石的研究愈益深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由于唐鸿胪井刻石早已经远至日本，其原始状态被破坏殆尽，再加上第一手资料的缺乏，学界在鸿胪井刻石研究上仍存有争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凿井的位置及数量问题；第二，鸿胪井刻石题名的句读问题，等等。
经千年风雨，历百年沧桑。
唐鸿胪井刻石原是一朴实无华的巨石，矗立在黄金山山麓，静默地注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是唐鸿胪卿崔忻短短二十九字的题刻赋予了它新的意义，使其成为足以正史的刻石。唐代之后，历史似乎已经遗忘了这里，史料再无提及，直至明代。明《辽东志》中再度出现了刻石的记载，此时倭寇侵扰，军民抗争，旅顺口成为抗倭前哨，查应兆在刻石上留下了“故迹何其壮哉何其盛乎”的赞叹。清时旅顺口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天然不冻港的特性而成为兴建船坞的首选之地，同样也是因为这一天然的优势而沦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之一，镇守奉天将军额洛图、盛京将军耆英、前任山东登来青兵备道刘含芳，为军务、船务来到这里，瞻仰刻石，留下题名。千余年的时光里，刻石见证了旅顺口从朝贡道到海防重镇再到天然良港的主要职能的转变历程。
20世纪初，刻石因其巨大的历史价值而被作为战利品运至日本，自此远离故土，百余年来，国人至今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