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介绍

碑帖拓本(或称拓片)是承载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一千四百年来,拓本保存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和丰富多彩的书法、绘画艺术。其依托于碑石刻版，用宣纸、墨汁经椎拓方式获得黑地白字拓本，与原碑相较能逼真的反映原貌，成为人们研究石刻及前人书法的直接资料。碑帖拓片经装裱后更利于保存和流传，也是收藏家的收藏对象。历代碑帖拓本主要有两种流传形式：一为整纸本，一为剪裱本。前者能观原碑全貌，后者则更便于案头欣赏、临摹。

旅顺博物馆收藏碑帖拓片1500余种，不乏珍本佳拓，其中包括端方、陈宝琛、罗振玉等人的旧藏品数百件，而以罗振玉旧藏品最为突出。此次旅顺博物馆联合辽宁省博物馆，将罗振玉旧藏的碑帖拓片按石刻年代（自秦至五代）编排展览，一方面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一次书法盛宴，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观众能够通过罗氏的碑帖收藏及其严谨的治学考订，更深层次的理解碑帖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单元  秦代和西汉石刻碑帖

秦代石刻，主要是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的刻石，包括峄山、泰山、芝罘、东观、琅琊、碣石、会稽等处。为秦相李斯所书，内容均为歌颂秦德。经过历代毁厄，秦代刻石现仅存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两种。罗振玉喜秦汉玺印，亦喜秦汉碑刻，此两种刻石拓片均收藏数纸，仅琅琊台刻石即有明拓本、清初拓本、嘉庆束铁时拓本、陈寿卿精拓本四种。

西汉石刻，鲜见歌功颂德之辞，使用范围扩大，且以实用为主。仅存十种，即：霍去病墓石刻字、群臣上寿刻石、鲁北陛石题字、广陵中殿题字、巴州民杨量买山记、五凤刻石、麃孝禹刻石、祝其卿坟坛、上谷府卿坟坛、莱子侯刻石。其中鲁北陛石题字、广陵中殿石题字均为建筑用石，莱子侯刻石更类似今日的地界石，从中可见西汉石刻范围的阔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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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东汉石刻碑帖

东汉书学昌盛，刻碑大兴，形成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有明确纪年的东汉碑刻有160余种。与西汉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石刻俨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党锢之争造成了这一时期传统摩崖碑刻歌功颂德的内容；对儒家的尊崇，催生了熹平石经；丧葬风气滋生出画像砖、墓志，这其中也包括被罗振玉视为墓志滥觞的马姜墓志。罗振玉对汉碑情有独钟，其书学墨迹也常临汉碑，尤其喜欢熹平石经，一九三五年得熹平石經《周易》殘石二，七经乃全，遂命斋名七经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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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魏晋南北朝石刻碑帖

曹魏两度禁碑，导致此时期碑刻较少，流传较多的属正始石经，包括《尚书》、《春秋》二经，今仅存残石。晋延续了曹魏禁碑，并一直影响到南朝，南朝禁碑甚严，故碑刻甚少。北朝取石既便，刻碑无禁，名山大川，刻石罗列不可计数，加之北魏时期北方社会安定，佛教的兴盛衍生了很多具有佛教色彩的石窟、石刻，石刻的数量、种类、艺术水平都大大超过了东汉时期，此时期造像题名、题记兴起，掀起了石刻艺术的第二个高潮。北朝以墓志、造像为大宗，造像之名始见于魏晋而大兴于北朝，罗振玉在《石交录》中即言：“龙门造像记由魏讫唐，孙、赵著录才数百品，余家所藏拓本千五百余品”。罗氏所言仅龙门一山，由此可知北朝造像的兴盛。墓志是北朝石刻的又一特色，现今可见的北朝墓志近600件，除了包含重要的史料价值外，其书法艺术也有一种特殊的韵味，书家临习视为瑰宝。北朝末期，北方的石刻开始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格式，碑则螭首龟趺，志则盝顶方盒。此性质一直延续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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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隋唐五代石刻碑帖

囿于立国短暂，隋代碑刻无多，以墓志为主，存世近200件。唐代社会安定，文化发达，各种石刻类型均已发展成熟，现存唐石刻逾万件。唐碑无疑是碑刻发展史的第三个高峰，也是后世难以逾越的碑刻高山。唐碑不但形制庞大，雕刻精美，而且文词宏丽，书法高超。唐太宗笃好书法，设立弘文馆，以书取仕，书风大盛，名家书碑皆署名姓，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书丹上石，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书法资料。唐代墓志工细精美，罗振玉于《芒洛冢墓遗文序》中言：“予于石墨中笃嗜者，为墓志之文”。 后又在《六朝墓志菁华序》中言：“墓志之传世者，莫盛于李唐”。也可见唐代是墓志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也是碑帖拓片实物流传最早的一个时期。五代时期由于战乱，流传石刻较少，尚留有唐碑遗风。五代以后，碑刻艺术的高峰也随之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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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先秦至唐是石刻艺术由滥觞至巅峰的时期，无论从形制还是书体均透出勃勃生机，历代碑帖著录均以此阶段为主体。宋代以降，碑石数量与日俱增，石刻的书法及雕刻纹饰越来越呆板僵化。这一时期形成了刻帖风气，将书家的墨迹摹刻、椎拓形成拓本，成为了下真迹一等的临摹范本，为碑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金石刻之有墨本，犹书籍有雕印，其传古之功，略相等也”。（罗振玉《墨林星凤序》）。传古，是碑帖的首要功用。正是这些碑帖拓片，无论原石损泐抑或毁灭，均保证了古法有所传承，史料有所保存。因此，罗振玉毕生致力于收藏碑帖，于传古可谓功不可没。罗振玉晚年寓居旅顺，身后碑帖亦四处散落，令人惋惜。此次展览以罗振玉旧藏为主线，希望能给观众以启迪，起到传古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