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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主题

张大千先生从艺七十余载，是中国现代美术史承上启下的一代宗师，在二十世纪画坛上挥毫扬风，艺振寰宇。

1941年至1943年，张大千先生远赴敦煌摹习壁画，共临摹了270余幅作品。莫高窟洞内光线阴暗，空间有限，壁画色彩多已褪败，在摹制壁画时，须克服技术上的各种困难。同时他常常叮嘱众人不要碰损或弄脏壁画。他们每日清晨入洞，薄暮而出，个个蓬头垢面。先生常常一手持烛，一手执笔，或立于木梯，或蹲或躺卧于地，经数十次观研之后方才落笔。 敦煌的临摹经历，是张大千艺术道路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他汲取了大量北朝至五代时期的绘画精髓，一洗晚清以后靡弱窄小的文人积习，气势陡然开阔，他的技术体系、艺术风格和艺术思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为他晚年的泼彩风格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正是敦煌之行，奠定了张大千先生作为一代大师的基础。

此次展览遴选四川博物院馆藏的张大千临摹作品约40余件，同时展出的还有旅顺博物馆珍藏的7件新疆佛画临摹品。1955年，张大千先生的家人将先生留下的临摹敦煌壁画及白描画等捐赠给了四川省博物馆收藏。您在本展览中所看到的部分画作就是来自这次捐赠，让我们随着这一批精美绝伦的壁画临摹品，一起梦回敦煌。

此次展览遴选四川博物院珍藏的张大千临摹作品49件，同时展出旅顺博物馆珍藏的新疆佛画临摹品。让我们随着这些精美绝伦的壁画临摹品，一起梦回敦煌。

张大千先生从老师和朋友处多次闻悉敦煌艺术之雄奇，于是心生游历之念。1941年春至1943年夏，他耗费巨资，携带各种器具，同两位夫人杨宛君、黄凝素，次子张心智以及画家孙宗慰，肖建初、谢稚柳等远赴敦煌，偏居两年多，摹习壁画。

编写序号

张大千一行去敦煌时，先乘飞机至兰州，然后换乘汽车、骡车，进入敦煌。

到莫高窟后，大千先生立即被满壁彩画和精美的彩塑所慑服。他首先对石窟壁画进行了编号。他是以个人之力为敦煌石窟编号的第一位中国人。
先生以祁连山的水流方向，从南到北、由底向高、再由北向南、由下至上往复进行，仿佛英文的E字形。历时五个多月，共编309号。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长达二十万字的《敦煌石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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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二

为了做好临摹的充分准备，先生托友人从塔尔寺等地购买画布、纸笔、胶粉、以及自西藏（据说是从印度或缅甸进口的）运来的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颜料；又从西宁、兰州等地采办日用品，这些开支估计近万元，前后动用了七十八辆驴车才运至敦煌。1942年，先生又专门从青海塔尔寺聘请了藏族喇嘛画师昂吉、三知、格郎、罗桑瓦兹、杜杰林切赴敦煌，帮助准备画布和调制颜料。喇嘛画师用绝技制成的画布天衣无缝、布面光滑；自制的佛画颜料历久不变；金粉的亮度绝无仅有；木炭条细如发丝，宽如面条，刚柔适度。所以藏族喇嘛画师的鼎力相助是不可缺少的。

虔心写佛

莫高窟洞内光线阴暗，空间有限，壁画色彩多已褪败，在摹制壁画时，须克服技术上的各种困难。同时他常常叮嘱众人不要碰损或弄脏壁画。他们每日清晨入洞，薄暮而出，个个蓬头垢面。先生常常一手持烛，一手执笔，或立于木梯，或蹲或躺卧于地，经数十次观研之后方才落笔。他常常打趣说：“看我们这样子，就简直跟犯人一样啰，跑到这里来受徒刑，而且还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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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三    

临摹方法

临摹工作在大千先生的指导下，由大家分工合作、分步临摹完成：将玻璃纸覆在壁上用铅笔或毛笔勾摹初稿；再将玻璃纸初稿贴上画布透映日光，用木炭在画布上勾出轮廓。最后勾墨线、敷色。凡是佛像人物等主要部分均由先生亲历亲为，其余部分由其他人协助分绘。

大千先生在《谈敦煌石室》中说：“敦煌现存之（壁）画，约三分之二已变色，其余完美如新。其用银朱和粉绘色者大都变为黑色，现临摹者以皮肤为黑色，实为大错。石青、石粉所绘之部现尚崭新，而粉与石彩、银朱均不能混合，一经混合，经久即黑。”

基于对壁画的色彩分析，大千临画的方法是透过现象，恢复原状。凡现状有变色或破损处，尽可能推测其本来面貌。其目的在于学习古人的造型设色和用笔方法，为己所用。 

单元四  

敦煌的生活清苦艰难。日常所需皆托朋友帮助购买，每三、四天便要运一车生活用品至莫高窟。另外，先生还带领大家开荒种菜、养鸭改善生活。为照顾藏、回、汉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先生特别开了三个灶。

冬天，敦煌的气温最低可达零下二三十度，他们不得不雇了二十多头骆驼到二百里外的沙漠中寻拾枯木，以供作饭、取暖之用。这一带还时有土匪出没，为安全之计，先生不得已请了一连当地驻军作护卫，全部费用皆由己出。

单元五 

躲避土匪

遭遇恶狼

1943年6月15日，准备离开敦煌时，先生与一位朋友骑马先离开榆林窟，奔塔实联系汽车。途中误入荒野，二人涉水上岸，突遇两条大狼凶狠阻道，二人又未带武器，他们巧妙用计方吓退恶狼，先生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在那里时常有狼群出没，多的时候会达上百只。

单元六   

艺震画坛

1941年夏，张大千将二十余幅摹本寄回成都，委托友人举办“张大千西行纪游画展”。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敦煌壁画是庸俗的工匠画，画家会因此误入魔道。但张大千坚信敦煌壁画多出自名家，是绘画六法的代表，先民的杰作。

1943年8月，摹本在兰州展出。展览非常成功，其创作画被订购一空，对非卖品的壁画摹本仍有许多人重金欲购，被先生婉拒。

1944年1月，展览在成都举办。各界盛赞敦煌艺术的伟大和大千先生敦煌求艺之行的成就，称其“以一魄力，发扬国光，其精神之伟大，虽古人无以能过也”。

1944年5月，展览移至重庆。引起轰动，购票者排成长龙，有时竟达一里多。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赋诗曰：“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1946年10月，摹本于上海展出，震惊艺坛。张大千被誉为“画中李白”。一时九州盛起“敦煌热”。

1950年春，受邀赴印度展画。大受欢迎。同时先生考察了印度的佛教艺术，得出结论：“敦煌绘画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敦煌壁画显示的人物、风格与习惯，都是我国传统的表现”。 1957年，作品由《朝日新闻》主办在日本东京展出。轰动东瀛。

大千先生远涉敦煌，能为人所不能，敢为人所不敢，在两年又七个月的时间里，洞悟“法相庄严”的艺术精髓，共摹写了270余幅作品，从敦煌艺术之中，他重新觅回了中国绘画的色彩光芒，并使之成为日后泼墨泼彩画风的神旨所在。敦煌之行成就了大千，使其磨砺为器，终成借古开今之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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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七   

大千先生画语录

敦煌之行使先生眼界大开，他说：“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敦煌壁画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张大千《对江兆申话敦煌》

敦煌以后，大千的绘画全面升华至另一境地，尤其是人物画。他把这些变化总结为十大点：

一是佛像、人物画的抬头。

二是线条的被重视。

三是勾染方法的复古。

四是使画坛的小巧作风变为伟大。

五是把画坛的苟简之风变为精密了。

六是对画佛与菩萨像有了精确的认识。

七是女人都变为健美。

八是有关史实的画走向写实的路上去了。

九是写佛画却要超现实来适合本国人的口味了。

十是西洋画不足以骇倒我们的画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