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2日，由旅顺博物馆联合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和天津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天地是吾师——清初‘四僧’与新安画派绘画展”在旅顺博物馆分馆开门迎客。本次展览是旅顺博物馆清代绘画系列展的第三个展览，此展览通过典型作品，向观众介绍清代初期成就突出的四位僧人画家——原济、朱耷、髡残和弘仁的绘画艺术，以及由弘仁领军的新安画派的独特面貌，并探讨清代早期遗民画家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在绘画艺术方面的师承渊源和对后世的影响。

“四僧”之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原济，他的字——“石涛”更为大家所熟悉。原济原名朱若极，小字阿长，生于桂林，本是广西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因为南明政权的内部斗争出逃全州，落发出家，法名原济。原济先后游历武昌、松江、宣城、南京、扬州等地，并曾北上京师。每到一地，都与当地文人雅士交流学习，踏游山川，他的绘画艺术既师传统，又能不拘成法，外师造化，作品新奇多变，是清初最有独创性的一位杰出画家。本次展出的《古木垂荫图》是原济细笔山水的佳作，兼用高远和深远构图，于纤细中作舒卷法，山石多用解索皴和荷叶皴，古木长松，浓荫蔽日，画面墨色浓重，淋漓苍润，表现了江南山水的浑厚清润。画中题跋“萃天云于一室，缩长江于寸流，收万仞于拳石”，反映了作者壮阔的胸襟和雄大的手笔。《秋花疏篁图》是原济写意花竹精品，纯以浓淡墨色的变化，表现崖下各色秋花和竹枝竹叶向背偃仰的各种姿态，别具一种宕逸闲雅的意韵。

江西人朱耷，即世人熟知的八大山人，是宁献王朱权九世孙，生于江西南昌。明清鼎革时，19岁的朱耷逃亡于奉新山中，不久出家，并逐渐成为佛教高僧。遭受国破家亡之痛的朱耷长期抑郁，行为怪僻，后因癫疾发作而流浪南昌街头，忽哭忽笑，奇态百出。1680年，病愈后始用“八大山人”之号，定居南昌卖画为生。朱耷工画，尤以花鸟画著称于世。其创作题材丰富，包括花卉、果蔬、鱼、鸟、松竹梅兰、藤、芭蕉等。由于曲折的人生经历，其作品融入强烈的个人情感，以物拟人，变形夸张，达到了“笔简意赅”“形神毕具”的境地。本次展出的《松石牡丹图》学明代陈道复、徐渭写意花卉，是朱耷早年为僧时署“传綮”款的七件作品之一，具有吉祥寓意，应是社会应酬之作。《莲花双鸟图》署“八大山人”款，注重书法用笔入画，线条简练概括，禽鸟白眼向天，单足立于危石上，表达积郁难平之气，是晚年画风成熟后的佳作。

湖南武陵人髡残，俗姓刘，他的出家为僧完全是出于宗教信仰，而且是“四僧”中唯一一位于明朝灭亡前出家的。清兵入武陵，髡残入山中避难，备尝人世艰辛，并因此落下风湿病，影响到他晚年的创作。髡残是佛学高僧，曾受邀到南京大报恩寺校刊《大藏经》，但他留名青史，主要还是由于绘画艺术上的突出成就。髡残精于山水，其绘画与元四家之一的王蒙最接近。踏游黄山的经历，使髡残认识到前人笔墨不能完美表达自己心中的画意，经过反复实践，开创了自己独特的笔墨程式。他的画喜用秃笔，乱头粗服，繁复严密，能于平凡中见幽深。本次展出的《江寺孤舟图》描写溪水尽头，山寺隐显，山峦重叠，烟生密林，体现了髡残绘画奇僻幽深的特点。

安徽歙县人弘仁是“四僧”中成名最早的一位。清军南下时，弘仁南下福建避兵，并在武夷山出家为僧。后返回家乡，经常登临黄山、齐云山实景写生。弘仁绘画主要师法倪瓒，喜用干笔渴墨做折带皴，画风清润。自然山水的鬼斧神工使弘仁的绘画脱离前贤樊篱，进而以天地为师，其作品多表现黄山奇景，富有生活气息。《溪山野意图》虽然采用倪瓒常用的一河两岸，岸边古木茅亭，但溪流环绕，境界幽深，笔法尖峭，清新生动，与倪瓒描写太湖的平远之景有明显区别。

由弘仁领军的新安画派，包括查士标、戴本孝、程邃和弘仁弟子姚宋、祝昌等。他们都是明末遗民，重视气节，寄情书画，貌写家山，抒怀明志，笔墨格调都与弘仁相近，具有一种傲然不屈的气质，成为清初画坛的重要力量。如查士标的《松下茅亭图》，构图和题诗都表明对倪瓒的推崇，用笔用墨更加清润，富于变化，是画家融会传统与自然山水的创造。

在此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四僧”与新安诸家的绘画离不开前贤优秀笔墨艺术传统的滋养，更重要的是，清初“四僧” 与新安诸家不论何种人生际遇，都毫无例外地保持了对自然与生活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理解，从内容到形式不断推陈出新，赞美自然，抒发胸中逸气，为崇尚摹古的清初画坛带来无限生机。此外，展览中还有更多的作品，反映了“四僧”与新安画派的绘画艺术及其蓬勃绵延的生命力，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它们都将在旅顺博物馆明亮的展厅中，静待诸位观众前来解读品鉴。